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下，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与此同时，网络空间成为大国战略博弈和多边协同合作的新场域，分布在地区、国家、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也日益严峻。如何发挥好互联网的广泛连接和普遍赋能作用，让数据、算法、算力、规则、内容、应用等核心资源真正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互信共治的正向力量，以有效应对国际互联网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已经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中国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愿景，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基于主权、安全、发展、包容、正义等原则，协同世界各国、国际和地区组织，努力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民主化，为有效化解网络空间安全风险、减少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方案。

推动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合作的中国足迹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区动荡频发、经济发展受阻、逆全球化抬头、规则法治缺位，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剧。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五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对国际互联网合作而言，该倡议顺应了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为全球数字治理注入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并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国际规则制定与协同治理提供了行动路径。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崛起，在重塑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生态格局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问题与治理新挑战，如人机协同的方式方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治理、算法推荐的倾向和责任界定等，迫使对传统的互联网治理规则进行更新和调整。对此，中国积极推动治理体系建设，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主张“统筹发展和安全”，反对技术封锁与单边制裁；同步推进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与《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协同对接，建立覆盖数据跨境流动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制度体系；并与世界多国建立网络安全应急机制，推动制定《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为全球共同应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治理挑战提供建设性思路和清晰路径。

在规则构建方面，中国已制定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50多部，基本建立以网络安全、数据治理、个人信息保护为“四梁八柱”的法律体系，为数字时代安全与治理的法治保障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治理合作方面，中国从区域参与者转型为共同体构建者，积极推动《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务实合作路线图》，在联合国框架下主导网络犯罪国际公约谈判等，以发展导向破解鸿沟、以多边主义抵制霸权、以文明互鉴超越冲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数字化实践路径。

在“倡议引领”与“规则赋能”的驱动下，“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实践创新不仅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载体，更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重塑进程中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样板。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合作方面，中国与非洲20多个国家合作共建“万村通”项目，为偏远村落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直接受益家庭超19万户；助建的老挝丰沙里智慧安全城市项目利用信息化、可视化等手段，有效提升当地警务处置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在探索搭建全球性平台方面，中国与30余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商合作机制，“丝路电商”伙伴国增至36个，通过推动电子认证、跨境支付标准互认等一系列具体举措深化合作，共享数字发展机遇。“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进程与成果显著体现了“以实践促规则”的创新路径，一系列共建共享具体项目实践为形成国际共识提供了实证基础。

通过提出倡议、制定规则、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国际互联网合作领域正经历从积极参与者到重要贡献者的角色转变。中国经验也为解决国际互联网发展与治理问题，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如何走出一条更符合自身国情且兼具国际合作潜力的数字社会建设之路提供了方案和借鉴。

智能时代的国际互联网合作困境与机遇

当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核心资源的分布呈现高度不均衡态势，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算力资源、基础模型、人才储备上的差距日益悬殊，非洲与南美洲多数国家仍处于“计算荒漠”状态。同时，大国地缘竞争加剧了技术民族主义与出口管制，阻碍了跨国技术合作与创新扩散，特别是西方主导的“数字霸权”体系，包括核心技术垄断、标准单边主义、规则排他性及意识形态对抗等，系统性压制了后发国家的发展诉求。

技术垄断加剧全球发展失衡。人工智能技术资源呈现高度集中态势。算力层面，美国英伟达公司控制全球90%的高端AI芯片市场，中国算力总规模虽大，但高端芯片还需要依赖进口。资金投入层面，2024年美国私营人工智能投资已增长至1091亿美元，而54个非洲国家直到2025年才共同签署了《非洲人工智能宣言》，启动600亿美元的集体数字跃迁计划，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差距。此外，数据壁垒还导致系统性偏见，基于欧美数据训练的医疗诊断工具在非洲、亚洲误诊率较高，全球主流大模型主要支持具备丰富语料的常用自然语言，数字化语料稀缺的“低资料”语言往往所获支持甚少，甚至无法直接使用，许多小语种国家面临被人工智能边缘化的风险。

西方主导的治理模式存在制度适用困境。欧盟推行“伦理先行”规制主义，通过《人工智能法案》设置四级风险分类，并对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分阶梯进行罚款。然而，该制度设计并不能有效应对大模型带来的全链条风险，在具体实践层面面临较大的可行性阻力与困难。美国采取“创新优先”放任模式，联邦层面缺乏统一立法，各个州制定差异化数据法规，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自设伦理委员会形成“监管套利”。同时，欧美的治理方案共同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预设：七国集团主导的“广岛人工智能进程”排斥发展中国家参与，将技术标准与价值观捆绑输出；美国“小院高墙”策略升级为“大院铁幕”，对华芯片管制措施扩展至半导体制造设备全产业链。西方主导的治理与管制方案正在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分裂，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相互平行甚至对立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和治理联盟，使形成真正包容、有效的全球统一框架变得愈发困难。

与此同时，智能时代国际互联网合作也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变革关键力量。中国、印度等南方大国正凭借其日益增长的技术能力、市场规模与合作意愿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变革，努力打破传统“数字霸权”，在智能时代的国际互联网合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数字经济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显著的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潜力。非洲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数字化转型之旅步入加速增长阶段，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226.7亿美元扩大到2029年的457.6亿美元，预测期内复合年增长率为15.07%。东南亚地区的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智慧物流等新兴业态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24年东盟数字经济商品交易总额预计达2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5%。在数字治理层面，全球南方国家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例如，非盟发布《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强调技术主权，要求跨国公司本地化数据存储；东盟联合中国开展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项目，推动发展权保障；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要求开放大模型API接口，倡导规则制定公开透明等。尽管面临技术垄断与规则分裂挑战，但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正为智能时代的国际互联网合作注入新动能。

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在全球性层面，以联合国为代表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各国立即执行《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2024年，联合国通过首份聚焦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25年，联合国通过决议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在区域性层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区域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发布《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方案》，推动多项人工智能务实合作项目在成员国落地，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技术共享与协同发展。区域技术合作与治理创新也取得实质性进展，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数据安全应急性机制，中国—东盟开展自动驾驶监管沙盒试点，金砖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合作路线图等。基于此，国际和区域共识逐步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巴黎人工智能宣言》等倡导技术普惠性，更多更公平惠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推动资源匮乏地区真正享受技术红利。

另外，技术大众化趋势也在创造新可能与新机遇。例如，开源运动推动大模型降低开发门槛，隐私计算用“联邦学习”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跨国专利池也促进了知识共享。例如，华为已累计向全球公开专利超33.6万件，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发展。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国参加决议联署。图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大全会介绍决议草案。

推动智能时代的国际互联网合作创新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已成为驱动国际互联网合作的核心引擎。中国提出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等原则，探索以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创新与治理协商等为关键路径，不断弥合“智能鸿沟”，确保人工智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而非加剧发展不平衡的工具，各国应加强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推进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普惠化发展。近年来，中国持续倡导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以破解全球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在硬件层面，应持续推进“数字丝绸之路”重大信息通道项目，如深化东南亚到欧洲的海缆建设，进一步降低国际通信成本；推动中非、中拉新一代光纤骨干网络建设，扩展覆盖范围，提升接入质量。在算力协同方面，支持建设跨区域高性能计算集群，如推动中国—东盟万卡级智算网络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负担的模型训练与推理服务。同时，倡导“可持续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联合制定并推广绿色算力标准，促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深度融合，支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设光伏/风电驱动的绿色数据中心，如红海新城光储智算项目，实现技术赋能与低碳发展的统一。

构建技术开源与能力建设协同机制。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是释放人工智能潜力的关键。应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和生态共建，促进全球产业深度融合与能力提升。倡议各方共同建设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国际开源社区，鼓励开放基础模型、算法框架与工具链等非敏感资源。支持骨干企业与国际开发者协同推进框架迭代、数据集共享与应用创新。在产业合作方面，推进“人工智能+”跨境示范项目在医疗、农业、工业等重点领域的落地，如推动中非远程医疗协作平台、中国—中亚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中欧工业智能协同研发计划等实体项目。通过联合研发中心、人才交流计划与产业对接平台，协助发展中国家培育本土人工智能技术队伍与产业生态，实现从技术合作到能力自立的跨越。

完善多边治理与规则互认。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应坚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以国际共识为基础构建多边平等包容的治理框架。中国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等原则，反对技术壁垒与单边限制措施。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数据跨境、算法透明度等关键领域的国际标准协同，推动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平台形成广泛接受的规则体系。探索进一步发挥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的作用，推动形成定期协商与应急响应机制。同时，倡导推广“监管沙盒”、国际测评认证等敏捷治理工具，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等前沿领域开展跨国监管合作试点，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

总之，推动智能时代的国际互联网合作，需要在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现实和道路选择的基础上拓展更广泛的发展和治理共识，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多维对话和紧密协同。在世界各国探索网络与社会的互构过程中，中国方案的核心优势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自主，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合作创新”与治理规则的“标准协同”，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提供了系统性路径。未来，需立足中国、面向全球、聚焦南方，进一步深化基础设施互联、完善数据流动机制、巩固伦理安全共识，以开放合作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和能力提升研究”（编号：22BXW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姬德强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副院长；毛伟系中国传媒大学网络强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