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的战略目标。2021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将“提升农民数字技能”作为重点工程。此后，每年都有《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的文件出台并确立当年工作目标，《2025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就提出到2025年底基本建成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系（以下简称“培育体系”），并在重点任务中强调强化人工智能应用赋能、健全人工智能治理机制。这清晰地表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是关乎数字乡村发展全局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框架

明确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构成是系统提升其素养水平的逻辑起点。在梳理国际与国内数字素养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农民群体的特性，构建一个包含基础层、应用层、发展层与价值层的素养模型，可为后续的挑战分析与路径探寻提供理论依据。

第一，国际数字素养框架的核心要素。

数字素养的框架构建已成为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并随着技术发展不断丰富。欧盟的《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一共升级了四版，构建了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安全、问题解决五个维度的数字素养以及21种具体的数字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提出了设备与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问题解决和职业相关能力七大数字能力域。英国则以增进数字福祉为核心，提出“数字能力框架”，从个人发展和组织支持两个方面阐述数字素养的关键要素。

随着技术浪潮不断演进，数字素养框架正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核心范畴。美国数字承诺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素养：理解、评估和使用新兴技术的框架》强调人类判断和正义的核心价值，提出人工智能素养实践、核心价值、参与方式与使用类型四个要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则旨在帮助全球学生建立对人工智能的全面认知，培养其以安全、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应用人工智能。当前的国际探索说明，数字素养并非只是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涵盖从技术操作到高阶认知、从个体到社会多层次的综合能力体系。

第二，国内数字素养框架的本土化探索。

我国数字素养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积极构建符合国情与发展需求的框架。《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包括数字意识、计算思维、终身学习能力、社会责任感。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化实践，对教师、学生、青年、老年、公务员等不同群体的数字素养框架进行搭建与探索。农民群体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行动者，对农民数字素养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从不同角度搭建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例如从场景出发，建立涵盖日常生活、生产工作、创新学习三大场景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基于胜任素质理论，从知识、技能、特质、态度四个维度构建农民数字素养的胜任力框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梳理农民数字需求，诠释农民数字素养框架构成的具体内涵；从输入、输出、反馈的视角，构建包括认知层、情感层与意动层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

第三，农民数字素养的金字塔模型。

农民数字素养既具有公民数字素养的普遍性，又因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产业特征和文化背景而具有特殊性。基于国内外数字素养框架的分析，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参照从外在知识获取到内在价值塑造的演进路径构建农民数字素养金字塔模型（见图）。模型从下至上由基础层、应用层、发展层与价值层四大层次构成，分别对应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数字能力与数字意识。

农民数字素养金字塔模型

数字知识位于金字塔最底层，是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认知起点，属于接触和理解数字世界的基础认知层面。在这个层面，农民对数字设备、网络连接、常见应用程序及网络基本概念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认知。数字知识可以帮助农民打开数字世界的大门，消除对技术的陌生感和恐惧感，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知识底座。

数字技能建立在数字知识基础之上，是知识转化为行为的关键，属于标准化、操作性的实践应用层面。在这个层面，农民可以正确合理地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完成特定数字任务，例如操作智能农机、使用农业APP、进行电商交易、使用政务小程序等。数字技能可直接应用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便捷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有助于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数字能力超越单一技能操作，是数字技能之上的高阶思维，属于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的创新发展层面。在这个层面，农民具有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可以甄别信息真伪、利用数据分析指导生产、开创数字乡村新业态、提出数字解决方案。数字能力将促使农民从数字技术的“应用者”向“创造者”转变，具备数字能力的农民是乡村产业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

数字意识位于金字塔顶端，是内化的价值观、伦理观和责任感，属于引领数字素养发展的价值态度层面。在这个层面，农民具备数字安全、数字责任、数字健康、数字伦理等数字意识，能够权衡技术应用的利弊、遵守数字空间的法律规范、利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治理、履行数字权利与责任。数字意识是数字素养的更深层境界，可以确保数字技术的应用方向正确，推动数字化转型成果惠及全体农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多维挑战

理论框架的构建为实践提供了指引，然而当前在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实践中，仍面临来自主体、体系、生态与制度等多维度的困境，进而从不同环节阻断了“从知识到意识”的素养跃迁通道。

第一，农民群体的承接短板与动力困境。

农民是数字素养提升的主要群体，其自身条件直接决定了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与应用效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体结构失衡，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当前，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2亿，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而预测显示2050年前后，农村老年人口中40%以上将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871万人，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9岁。可见，我国农民工数量不断上涨，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严重。留守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低学历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速度慢、学习能力弱，是数字素养提升的薄弱群体。二是教育结构失衡，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中专”及以上的占比仅为8.3%，还有6.4%的未上过学，可见整体学历层次相对较低。三是数字融入存在心理障碍与“观念鸿沟”。许多农民，尤其是年长者，面临的不仅是“不会用”的“技能鸿沟”，更是“不敢用、不想用、怕用错”的“心理鸿沟”。另外，部分农民学习数字技术的意识不强，固守传统生产观念，存在“无用论”的认知偏差。这种结构性与观念性短板，使得数字知识难以广泛普及，削弱了其向数字技能进阶的动力，导致数字素养提升在起点就面临挑战。

第二，培育体系的协同缺陷与供需脱节。

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但现有培育体系并不健全。一是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不足。农民数字素养培育主要依赖政府部门主导推进，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热情不高、意愿不强。数字技术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与培训资源，但缺乏激励与利益联结机制，不愿主动深入农村；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农民易懂易学的培训内容。二是培育内容与农民需求脱节。培育内容是培育体系的核心，但当前内容设计缺乏精准度，未对当地农民的数字需求进行精准调查，并且教学形式单一，过度依赖传统课堂讲授，与农民重实操、重体验的需求不符。三是评估反馈的标准体系缺乏具体化内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内容等评估监测需要有所差异，目前的政策文件并未提出针对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较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综上，培育体系的缺陷将使得数字技能的训练与真实场景脱节，无法有效转化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数字能力，导致农民的数字化学习停留在浅层。

第三，数字生态的支撑薄弱与载体不足。

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体现在其最终能否落地应用并创造价值，然而当前农村的数字生态依然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即便掌握了数字技能，也无法将素养价值充分兑现。一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我国已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90%以上行政村通5G，但与城市相比，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偏远地区仍存在网络覆盖不足、信号强度弱等问题。二是数字技术应用较为初级，技术供给低端化、同质化。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遥感技术等在农业生产预警、智慧物流等方面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真正能稳定用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各领域、各细分行业的技术系统供给远远不够、供给能力也相对不足。三是农业场景的数字渗透不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78%、25.03%和45.63%，分别较上年增长0.32、1.03和0.91个百分点，可见农业数字渗透率不管数量还是增幅尚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制度保障的协同不足与长效缺失。

制度保障是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顶层设计，其影响贯穿了整个金字塔模型，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导致数字素养提升碎片化推进，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一是政策协同不足，缺乏互联互通。部分地区在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开展等方面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同时，不同层级及部门之间存在“数字壁垒”，尚未建成跨层级数据共享交换机制，不同涉农信息系统未能实现互联互通。二是激励机制短效化。当前的推动多依赖于短期的“项目制”或“运动式”培训，缺乏将数字素养教育有机融入县域职业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体系的长效规划与稳定投入机制。三是数字领域的“规则空白”加剧风险。随着互联网普及与数字技术的应用渗透，农村数字领域的诈骗、信息泄露、虚假宣传等问题日益突出，但相关法治保障滞后，容易削弱农民数字素养的信任基础。

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纾解之策

面对这些系统性挑战，必须采取一套协同性的治理方案予以应对。本文从激发内生动力、重构培育体系、优化数字生态、强化制度保障四个层面，提出一套相互支撑的纾解之策，以支撑从基础层到价值层的内化进程。

第一，破解主体困境，实施内生激励策略。

筑牢数字素养根基关键在于激活农民主体的内生动力。一是分层分类培育，破解结构失衡与教育短板。根据不同群体的能力基础与需求差异，构建差异化培育路径，警惕陷入“一刀切”和“表面化”的陷阱。对于留守老人、妇女等群体，聚焦生活场景，破除使用壁垒，例如开展视频通话、扫码支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培训；对于青壮年劳动力等，提供技能培训，如电商运营、无人机操作、在线农技辅导等；对于乡村企业、大学生返乡创业者等群体，开展专业化课程，如市场数据分析、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智慧农业解决方案等。二是强化观念引导与动力激发，破除心理与认知障碍。以本土案例打破“观念鸿沟”，推广农村“数字带头人”案例，用身边人、身边事现身说法，发挥邻里效应。开展数字体验活动，让农民“零压力”接触数字技术，并对参训农民给予一定补贴，降低学习成本，提升参与意愿。

第二，创新培育模式，构建高质量培育体系。

为实现从数字技能到高阶数字能力的关键跃迁，必须对现行培育体系进行优化重构。一是创新教学方式，拓宽培育渠道。使用通俗化、场景化的教学方式将数字技术原理转化为农民语言；在乡村环境中开展实操教学，让农民在熟悉场景中理解数字技能；合理运用视频、动画、直播等形式强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资源，多渠道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二是精准匹配培育内容，并实现动态更新。以农民需求为核心，扎根乡村真实场景，与农时农事、产业周期紧密结合，同时根据技术迭代、市场变化及时更新。三是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协同培育格局。推动党政组织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协作平台。四是完善评估反馈机制，制定具体化评估标准。设计可量化、可验证的效果指标，构建能力导向的评估反馈体系，将评估结果与培训机构的遴选、政策支持和资金拨付直接挂钩，驱动培育质量持续提升。

第三，优化数字生态，建设包容普惠的应用场景。

素养的价值最终在于应用，为此须构筑一个能有效承接并放大农民数字能力的支撑环境。一是持续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深化电信普遍服务，推动农村地区5G和光纤网络建设，加强农村地区的宽带网络覆盖，加快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促进城乡融合普惠发展。二是提升技术供给质量，推进数字技术适农化。针对农村需求，开发适用于不同生产环节、不同经营规模的轻量化、本土化、智能化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避免追求“高大上”的复杂系统，优先推广能解决实际痛点的“小快轻准”优质数字化产品。三是深度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的融合渗透。围绕地方优势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智慧农场、数字牧场、智慧供应链等全产业链数字化应用标杆场景，同步强化农村电商、冷链物流、数字金融等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完整的产业生态支持。

第四，强化制度保障，构建协同高效长效的运行机制。

素养提升的可持续性有赖于稳定且协同的制度环境。一是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发挥有关部门作用，对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行动统筹制定计划，明确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同时完善基层执行机制，允许乡镇、村集体根据本地实际调整培育内容、方式。二是创新长效化的激励与投入机制。对于基层干部，可以将数字素养提升成效纳入绩效考核，对表现突出者给予评优、晋升倾斜；对于农民，可以建立数字技能积分制，积分可兑换农资等实用权益，激发持续学习动力。三是加快乡村数字规则与权益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制定简明易懂的农村数字产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网络交易纠纷处理等规则指南，加强网络安全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增强其数字安全意识。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本文构建“基础-应用-发展-价值”的金字塔模型，并将其作为分析框架，剖析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所面临的主体、体系、生态与制度挑战。为破解困境，必须将激活农民内生动力作为根本，将构建高质量培育体系作为核心，在优化普惠包容的数字生态的同时，强化协同高效长效的制度保障，进而形成四维并举的治理格局。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演进，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与外延将持续拓展，其提升亦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智能技术赋能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农民数据素养与数据权利意识培育等议题，持续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根基，让广大农民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成果。